唐代韓愈簡介

	姓名：韓愈	名號：字退之
	性別民族：男-	朝代：唐代
	籍貫：河南河陽(今河南孟縣)人	生卒：768年--82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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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唐朝著名文學家、思想家。

字退之。

河南河陽(今河南孟縣)人。

郡望昌黎，自稱昌黎韓愈，后人稱他為韓昌黎。

晚年任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

又因死后謚號是“文”，又被稱為韓文公。

他三歲喪父，由兄嫂撫養，7歲攻讀，13歲便能寫文章。

貞元八年(792)登進士第，幾經求仕，屢受挫折。

曾在宣武節度使董晉，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幕下，任過觀察推官、節度推官。

直到貞元十八年(802)才謀得一個四門博士的官職。

艱難的經歷磨煉了他的意志，也加深了他的閱歷。

貞元十九年(803)，遷監察御史，不久因上《論天旱人饑狀》，得罪權臣，被貶為連州陽山縣令。

貞元二十一年(805)，憲宗繼位，被任為江陵法曹參軍，不久召為國子博士。

元和十二年(817)隨裴度征討淮西吳元濟的叛亂，為行軍司馬。

得勝回朝，升為刑部侍郎。

兩年后，憲宗迎佛骨，韓愈深惡痛絕，上《論佛骨表》犯顏直諫，觸怒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后改為袁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繼位，召為國子祭酒，后因平息鎮州兵亂有功，升為吏部侍郎。

長慶三年(823)，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次年，病逝長安。

終年57歲。

他在政治上，提倡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主張“仁政”，反對橫征暴斂。

秉筆直諫，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體恤民情。

在潮州和任京兆尹期間，政績裴然。

但他激烈反對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又表現出在政治上的保守性。

在思想上，維護儒家道統，排斥佛教、道教。

在文學上，提倡古文，反對六朝以來形式主義的駢偶文風。

強調文以載道和惟陳言之務去，力求革新文體，適合反映現實和表達思想內容。

他撰寫了大量具有現實意義和戰斗性的散文，其文名篇甚多，雄奇奔放，豐富多彩，被譽為“唐宋八家之首”。

在他的倡導和柳宗元的支持下，出現了一批古文作家，形成古文運動，給散文的發展帶來勃勃生機。

他的詩歌創作充滿著現實主義精神，具有多種風格，或雄勁奇險，或質樸清新。

其詩散文化的特點，對宋代詩歌創作有著直接的影響，于李、杜之后，開創了一個新詩派。

韓詩追求新奇，強調“以文為詩”，難免流于險怪，也影響了詩的韻味。

有《昌黎先生集》傳世。

韓愈在文學上的主要貢獻是在古文理論與創作實踐的成就上，它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由駢文到散體古文改革完成的標志。

韓愈所說的“文”的概念含義是相當廣泛的，它雖然也包括文學散文在內，但主要是指一般的應用文章，也包括學術著作在內。

他所提倡的古文運動，與后來“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一樣，是屬于語體改革的問題，而并非單純文學運動。

他的古文理論嚴格地說是一種文章學理論，但它的一些基本原則亦適用于文學創作。

韓愈的古文理論包括文與道兩個方面，他是為了弘揚儒道才提倡古文的，《題歐陽生哀辭后》一文中說：“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韓愈所提倡的“古道”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

他在《原道》篇中說自孟子以后“道統”就斷了，他就是要繼承這個“道統”。

韓愈提倡“儒道”，有現實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割據;另一方面是為了排佛老，反對因崇尚佛老而耗費資財，增加百姓負擔，造成政治經濟上的嚴重困難。

同時他對儒道的內容，在實際上也有所革新，并且也融入了其他諸子百家的某些內容。

所以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為了“明道”，就要在文體上進行改革，學習先秦兩漢的散體古文，而反對八代以來泛濫一時的駢文。

故蘇軾《韓文公廟碑》說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韓愈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強調“道”是內容，“文”為形式，“文”是為了表現“道”的，形式應當為內容服務。

“道”是目的，“文”是手段。

同時他特別強調學習古文也不是模仿古人，而必須重在創新，要“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飛天書》)，“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認為“惟古于辭必己出”(《南陽樊紹述墓志銘》)。

他特別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在古文寫作中的作用，認為它是寫作成敗的關鍵。

他發展了孟子關于善養“配義與道”的“浩然之氣”的說法，認為必須“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方能“氣盛”，“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答李翊書》)

從文藝思想方面說，韓愈影響最大的是“不平則鳴”說。

他認為“不平則鳴”是一個普遍現象，它在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都存在著。

不論是人還是物，遭遇到“不平”都要“鳴”。

物受到外來沖擊，打破了他自身的平衡與穩定，就要“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

”人的正常思想與感情不能自由抒發也要“鳴”，“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

”(以上均見《送孟東野序》)鳴，不是一種消極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映，而是一種對現實的積極干預，為自己受壓抑的意找到一條能夠疏通的道路，它是人們在現實中受到迫害、摧殘而又不肯屈服，所表現出來的強烈反抗要求。

這是對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發憤著書”說的發展。

韓愈所肯定和贊揚的“善鳴”者，范圍很廣，不僅有周公、孔子等儒家圣人，也包括老莊、楊墨、屈原、司馬遷等，而在唐代，他認為陳子昂、陶淵明、李白、杜甫、元結、孟郊等亦均為“善鳴”者。

所以“不平則鳴”亦并非都是遭到不幸才鳴，而是指有理想抱負尚不能充分實現，感情激動了就必然要鳴，鳴亦有高下，有以道鳴與以術鳴之不同，更有善鳴不善鳴之別。

更為可貴的是韓愈在《荊譚唱和詩序》中指出真正有不平而善鳴者，不是王公貴族，而是“羈旅草野”之士，那些窮愁潦倒的文人。

他提出了“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的重要見解。

他揭示了封建社會中文學藝術發展中的一個帶普遍性的現象，人們學術文化事業上的成就往往是和仕途上的發展成反比例的。

韓愈自己也是如此，他說自己“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

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

”逆境的考驗可以磨煉人的意志和毅力，激發人的奮發精神，促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后來歐陽修又進一步提出了“窮而后工”之說。

韓愈在詩歌創作上喜歡雄奇怪偉的美學風貌，所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

(《薦士》)主張努力發揮人工之巧，而達到天工之妙。

同時又以寫散文的方法寫詩，開辟了后來宋詩“以文為詩”新道路。

他在創作思想不像佛老那樣注重“虛靜”精神境界的培養，而強調只有在內心激情翻騰的狀態下才能寫出好作品，而虛靜淡泊只會使創作激情消解，他在《送高閑上人序》中論張旭之書法創作就集中體現了這種思想。

后來蘇軾在《送參廖師》一詩中就提出了不同看法。

這正是儒家和釋老在創作思想上分歧的一種表現。

雖然韓愈也贊揚庖丁解牛的神化境界，但他是從專心一致，“不治他伎”，集中全力去發揮人工之巧的角度去肯定的，與莊子原意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