仡佬族歷史久遠，是貴州高原最早的開拓者之一。貴州民間俗語常有“蠻夷仡佬，開荒辟草”之說。在漫長的民族演進歷程中，仡佬族與其他民族一起共同開發和豐富了貴州高原的歷史文化。

仡佬族淵源于古代“濮人”。至今在貴州西北彝語中仍將仡佬族稱為“濮”，凡仡佬族先民曾經住過的地方在彝語中往往冠以“濮”音。如稱北盤江為“濮吐諸衣”，意為“濮人開鑿的河”，稱安順為“普(濮)里”，意為“濮人的地方”等等。在貴州許多帶有“濮”音的地名大抵與古代濮人的活動有關。如大方縣有“拉魯濮”、“大尼濮”、“法果濮”；道真有“卜(濮)老場”；綏陽有“蒲(濮)老場”等地名。平壩大狗場之仡佬族每年正月祭祖時，所祭之祖即有“濮老直”、“濮克勞”、濮交西”、“濮水交”四位，皆以“濮”音冠首，這說明了仡佬族與古代“濮人”的淵源關系。

古代“濮人”是一個分布遼闊的民族集團，先秦時期即活躍于今滇、黔、川西南、桂北以至鄂西的廣大地區，由于支系繁多，故又稱為“百濮”。早在商周之際，濮人即參加了周武王領導的伐紂之役。周王朝建立以后，濮人遂為屬民。故《逸周書·王會》謂“濮人貢丹砂”，說明了濮人與中原王朝的隸屬關系。商、周時期的濮人社會大體上已經進入了部落聯盟階段，并形成了龐大的部落集團。春秋時期，濮人集團建立了爿羊爿可等部落小國�！豆茏印げ豢铩酚淉R桓公言：“余乘車之會九，兵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一。南至吳、越、巴、爿羊爿可、賑、不庚、雕題、黑齒、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春秋時期，濮人在與楚國的斗爭中，活動范圍漸次縮小，大部分與他族融合，一部分被迫西遷。《史記·楚世家》記述了楚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楚濮，“始開濮地而有之”的史實。其后，公元前611年，據《國語》載，“麋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代楚”，又為楚所敗。公元前525年，楚國“為舟師以伐濮”，逐步將濮人集團壓縮至湘西及貴州高原一帶，成為今貴州境內的主體居民。

戰國時期，以貴州高原為中心的濮人社會已經部分進入了階級社會，在今貴州中、西部、滇東、川西和桂西北等地區，濮人建立了夜郎、且蘭、滇、句町、漏臥、邛都等地方奴隸制政權。其中，夜郎的統治中心在今貴州西部，而勢力則可達于今貴州大部及滇東、桂西北、川南等地區。故《史記·西南夷列傳》謂“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這一時期的夜郎濮人社會已經進入了“耕田、有邑聚”的定居農業社會。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貧富差異以及階級分化開始在濮人社會中產生，而且與周圍地區乃至中原都有了比較頻繁的經濟文化聯系。大體說來，今黔西北一帶受巴蜀、滇以及中原文化的影響較多；而黔南至黔西南則與古代百越各部的關系比較密切，成為聯系蜀、粵商業貿易的中轉站乃至楚印文化交流之孔道。秦統一中國以后，夜郎地區濮人與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漢武帝時期，大批士卒、物資自道而入夜郎，漢與當時夜郎的首領多同達成協議，“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其后，又“乃以犍為為郡”，在夜郎濮人地區第一次建立了郡縣制體制。此后，漢王朝又在原犍為郡基礎上，分犍為而設爿羊爿可郡，領17縣。夜郎濮人地區在向封建郡縣制轉變過程中前進了一步。

夜郎滅亡后，在其后的歷史進程中，濮人逐漸被分化、融合、遷徙、分割。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原先的濮人與北上的百越民族部分融合，經濟、文化特征相互影響，以至被漢文史籍統稱為“僚”(作族名，“僚”讀為“佬”)又由于“僚”人大多居于爿羊爿可郡境，故往往稱為“爿羊爿可僚”�！段簳�》、《北史》皆有僚傳，《三國志》、《水經注》也記載了這一時期僚人的活動情況。如《三國志·蜀志·張巔傳》注引《益部耆舊傳》謂建興九年(公元231年)，“爿羊爿可、興古僚種復反，馬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二千余人，悉傳詣漢中”�！端�經注漾水》亦云：“李勢之時，僚自爿羊爿可北入，所在諸郡布滿山谷”。以后，隨著時間的推移，部分僚人(主要是北遷入蜀的這一部分)融合到當地漢族和其他民族當中，另一部分僚人則在自身的演進歷程中逐步演變為今之仡佬族。據考，“仡”為發語詞，無實意，“佬”即“僚”，仡佬之名來源于“僚”，故《行邊紀聞》曰：“仡佬，一曰僚”；《貴州通志·土民志》引《嘉靖圖經志》亦云“仡佬，古稱僚”�？梢姟傲拧奔簇罾兄�先民。唐以后，漢文史籍中已開始出現“仡佬”之名，或作“仡僚”、“亻葛僚”、“葛僚”、“佶僚”，均為仡佬之同音異字。唐宋時期，仡佬族大至形成了今川黔邊境、湘黔邊境、貴州西部以及烏江中下游四個分布區，并有可能已經形成了仡佬族內部的各個不同支系。川黔一帶之仡佬族或以地名稱為“南平僚”，或以族名直呼“葛僚”。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云：“南平僚者，部落四千余戶……其王姓朱氏，號為劍荔王，遣使內附，以其地隸渝州”。又《新唐書·南蠻傳》載，“戎、瀘間有葛僚，居依山谷林箐，數百里”。湘黔一帶仡佬族農業生產比較發達，冶煉技術已聞名于外。據宋《溪蠻叢笑》載，這一帶仡佬族“周圍數十里皆膏腴之田”，并長于礦冶，“砂出萬山之崖為最，仡佬以火攻取”。貴州境內之仡佬族，社會經濟較以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爿羊爿可地區由于“土氣郁熱，多霖雨”，已能使“稻粟再熟”。

明、清時期，封建中央王朝進一步加強了在貴州的統治。一是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軍事控制進一步強化，二是封建流官統治進一步加強。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貴州仡佬族的社會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其一，由于漢民族的大量涌入，改變了貴州境內的民族構成，進而使得仡佬族與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雜居共處的格局完全形成。明初，出于經營西南的需要，明統治者在貴州大量設立衛、所。終有明一世，貴州都指揮使司共領18衛2所，衛所制度的推行將包括仡佬族在內的廣大少數民族地區置于軍事控扼之下。如在今貴州中、西部即建有威清衛(治今清鎮)、平壩衛(治今平壩)、普定衛(治今安順市)、安莊衛(治今鎮寧)、安南衛(治今晴隆)、普安衛(治今盤縣)，史稱“上六衛”。這些衛所直接建在仡佬族的傳統居住區域內，使得仡佬族被分割于若干互不相連的聚居點中，同時又由于伴隨衛所制而大量漢民族的涌入，仡佬族與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形成多民族雜居的格局。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貴州布政司成立，貴州正式成為封建中央集權統治下的一個行省。此后，歷明、清兩朝，貴州各地府、廳、州、縣紛紛建立，完備了貴州的行政建置。仡佬族地區分屬于各府、廳、州、縣，廣大仡佬族直接被置于流官統治之下。這一時期仡佬族散居各地，并與他族共處，明清史志對此記載頗多。如安順州西堡司，“部落皆仡佬，曰紅仡佬、曰花仡佬、曰打牙仡佬，其名雖殊，其俗無”。由于散居各處，生活習俗、文化特征逐漸產生差異，因而形成了名稱繁多的不同支系。其二，明、清以來，仡佬族與其他各民族雜居共處，經濟上相互影響、文化上相互滲透，并逐漸加深了對于漢文化的認同和接受程度。普定仡佬族“飲食衣服近同漢族……亦能讀書習藝”，水城仡佬族“男皆發，通漢語，頗知耕織”，平遠州仡佬族“迄今冠婚喪祭，漸遵禮制，非復往時習尚矣”，余慶仡佬族“散居各村，與漢民同”。絕大多數仡佬族都能熟練地使用漢語，與外界的經濟、文化交流更為方便，并在一些仡佬族聚居點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雙母語”現象。這時期，仡佬族地區的經濟較過去有了長足的發展，并在不同地區形成了不同的行業特色。據《貴州圖經新志》載，明代部分仡佬族地區已經在“地處平隰者，則駕車吸水以藝粳秫”，積累了豐富的引水灌田的經驗，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手工及礦冶等仡佬族的傳統技藝進一步發展，如安順府的仡佬族“多鑄犁以營生”，銅仁、務川等地仡佬族煉砂技術聞名于世。商業貿易也有特色，如貴陽附近之花仡佬河(即今之花溪)一帶在明代已形成了周圍數百里的牛馬交易中心，故今貴陽漢族在唱孝歌時，仍有“買牛買馬花仡佬”之句。但是，邊遠山區的仡佬族生產力水平仍然低下，如《黔記》載，黃平等處仡佬“好獵逐鹿羅雀為事”，《大定府志》謂境內仡佬族“種植之暇，男鑄犁為業，女撈蝦蟹以供食”，余慶、鎮遠、施秉等地的仡佬族更“善捕魚，雖隆冬亦能入淵”，故稱“水仡佬”。這些記載說明了明清時期貴州仡佬族社會經濟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特征，即以山地農耕文化為主體，漁獵、采集仍占有一定比重。

由于統治階級長期的壓迫和民族歧視，明清以來直到民國時期，許多仡佬族被迫放棄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隱瞞自己的民族成分。大量仡佬族在解放前就已經“消失”在其他民族當中，如黔北、黔東北之仡佬族既然。解放以后，民族平等政策得到了落實。根據仡佬族自身的意愿，將過去紛繁的名稱統一“仡佬族”。80年代以后，又有大批仡佬族在“民族識別”工作中還本歸源，仡佬族人口大量增加，仡佬族這一貴州高原的最早開拓者在民族發展的歷程中又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仡佬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仡佬族與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在祖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早在商、周之際，仡佬族的先民“濮人”就參加了“武王伐紂”之役。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仡佬族人民由于不滿階級壓迫，紛紛奮起反抗，顯示了仡佬族人民不畏強暴的光榮傳統。紅軍長征經過貴州仡佬族地區，認真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得到了仡佬族人民的擁護、支援。如1936年紅二方面軍經過黔西時，一些仡佬族群眾主動為紅軍當向導，在黨的宣傳下，還有的仡佬族青年自愿參加了紅軍隊伍，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貢獻�？谷諔馉帟r期，貴州成為抗日的大后方，仡佬族群眾又參與了滇緬公路以及貴州清鎮、遵義龍坪和老卜場等機場的建設，為反法西斯斗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解放之初，貴州安順、黔西等地的仡佬族又與兄弟民族一起，積極配合解放軍開展剿匪斗爭，穩定了社會秩序，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